文史研討，離不開人和事，“知人論世”一向是文史研討的精良傳統。不外，聽天由命，人的原因第一，人與事相較，老是處于焦點的安排位置，是以，人的研討永遠是文史研討中最基本的研討，只要周全而正確地清楚和熟悉一小我，才幹對其所作所為作出恰到好處的評價。但是，中國人姓氏無限，同姓名者觸目皆是，從事文史研討的學者，一不警惕，就會落進“同姓名圈套”，形成研討的掉誤，所以需求提請大師留意，嚴防落進“同姓名圈套”。
一
所謂“同姓名圈套”，是指在文史研討中，研討者將同姓名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誤以為是統一人，從而將其生平業績混淆在一路，并據以構成對這一人物的認知，形成對汗青真正的人物熟悉、懂得和評價上的過錯。這里先舉幾個實例。
例一，《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注云：“絢，字文明，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劉公，禹錫也。”《唐會要》和《新唐書·上官儀傳》均載有高宗龍朔三年蒲月雍州司戶從軍韋絢除殿中侍御史事，近人岑仲勉《郎官石柱落款新考據》認為此人“似以《新唐志》執誼子絢為近是”。這一結論顯然落進了“同姓名圈套”。由於撰寫《劉公嘉話錄》的韋絢（802—866？）是中唐有名詩人韋執誼（764—812年）之子，而龍朔三年（663年）除殿中侍御史的韋絢則生涯在初唐，早于韋執誼一個多世紀，天然不成能是韋執誼之子。由於姓名雷同，就將兩個韋絢視為統一人，這當然會影響對汗青人物的對的認知，形成對相干汗青現實懂得的凌亂。
例二，據元趙孟頫序，《唐詩宣傳》十卷為金元好問編，其門人中書左丞郝天挺注。清初重刊此書，常熟陸貽典題詞，據《金史·隱逸傳》謂天挺乃好問之師，非其門人，因此否認趙序。王士禛《池北偶談·兩郝天挺本末》云：“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門生。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很是’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于多啰別族，父哈尚巴圖爾，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于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訂婚，為皇慶名臣。嘗修《云南實錄》五卷，又注《唐人宣傳集》十卷。……近常熟刻《宣傳集》，乃認為《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于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于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由于元好問的教員和門生中都著名郝天挺者，于是陸貽典張冠李戴，落進“同姓名圈套”，為王士禛所批駁。
例三，《四庫全書總目》史鈔類著錄王渙《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其《撮要》云：“考太學進士落款碑，弘治丙辰科有王渙，象隱士。《明史·藝文志》有渙所著《墨池手錄》三卷。此本自稱‘墨池王渙’，與墨池之號相合，知此書為明王渙所撰。其稱太原，蓋舉郡看耳。”此說混雜了長洲（今屬江蘇姑蘇）王渙和象山（今浙江寧波）王渙，異樣落進“同姓名圈套”。象山王渙字時霖，號毅齋，明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授長樂令，拜監察御史。正德元年（1506年）應詔條上五事，語多指斥太監。來歲出視山海諸關，以病未行。劉瑾指使人羅織其罪，逮下詔獄，杖斥為平易近。瑾敗，復官致仕。其生平見羅洪先《毅齋王公小傳》和《明史》本傳。長洲王渙瑜伽教室字渙文，號墨池子，正德十四年（1519年）舉人。數試禮部不售。嘉靖九年（1530年）釋褐官嘉興府通判，受任督賦。不克不及曲事上官，用是積忤當路，改判東川軍平易近府（今云南會澤），實為處分。未到差，遂臥不起，尋以疾卒。其生平見文徵明《東川軍平易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墨池瑣錄》和《兩晉南北奇談》二書均為長洲王渙所著，與象山王渙有關。
以上三例，落進“同姓名圈套”者皆為有名學者，足可證實這一圈套之難防，文史研討者需求百倍警戒。
二
落進“同姓名圈套”，大都情形是研討者的偶爾掉誤，但其迫害卻不成小覷。“同姓名圈套”所形成的人物混雜，現實倒置，往往會影響文史研討者對人物和現實的認知，從而作出曲解汗青的過錯判定。
例如，康熙時代編輯的《陜西通志·經書志》著錄有王方慶《諫林》二十卷、《續世說舊書》十卷、《仙人后傳》十卷、《園庭草木疏》二十一卷、《王氏神通記》十卷、《新本草》四十一卷、《針灸服藥忌諱》五卷、《袖中備急要方》三卷、《嶺南急要方》二卷、《藥性要訣》五卷，注稱“俱廣州都督咸陽王方慶撰”。假如以此著錄來評價王方慶，必定認為他是政治家、小說家和醫藥學家。但是，這是將武則地利的兩位王方慶分解的成果，并不是汗青現實。政治家、小說家王方慶名綝，字方慶，以字行。咸陽人。武則天朝拜廣州都督，有政聲，那時議者認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其右。官至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照舊知政事。曾與狄仁杰等勸告武則天召回太子廬陵王，使唐代政治得以穩固成長，為時人和后人所稱讚。以老疾，授麟臺監修國史，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同時還有醫藥學家王方慶，字不詳，太原人，雅有才度，博古通今，篤好經方，精于藥性，武則地利監領尚藥奉御，有藥學著作傳世。《諫林》《續世說舊書》《仙人后傳》《園庭草木疏》《王氏神通記》確為廣州都督咸陽王方慶撰，而《新本草》《針灸服藥忌諱》《袖中備急要方》《嶺南急要方》《藥性要訣》則為監領尚藥奉御太原人王方慶撰。
落進“同姓名圈套”而影響學術判定的古代學者也不少，這里僅舉兩例。其一，元代汗青上有兩個白賁字無咎者，王國維曾判定《朝野新聲承平樂府》所收《鸚鵡曲》的原唱者是錢塘白珽之子白賁，徐朔方經由過程搜集確實資料并細致剖析后指出：“汗青上已經有過兩個白賁字無咎的人，但王國維只依據現存的資料，斷言《朝野新聲承平樂府·鸚鵡曲》的原唱者是錢塘白珽之子白無咎，從而將雜劇汗青推延了七八十年之久。”由于落進“同姓名圈套”，致使王國維對元雜劇的成長發生誤判，后果天然是嚴重的。其二，今存《三國志淺顯演義》最早版本簽名“后學羅本貫中編次”，1959年上海發明《趙寶峰師長教師集》，卷首載有《門人祭寶峰師長教師文》，列名中有羅本，王利器以為此羅本即《三國志淺顯演義》作者羅本貫中，生涯年月恰是元代中后期。后經查明，此羅本在清全祖看補修、王梓材等校定的《宋元學案·靜明寶峰學案》補注中字彥直，其兄羅拱字彥威也是理學家趙寶峰門人，他們都是浙江慈溪杜湖人。元人戴良與羅本友善，其《九靈山房集》中有《寄羅彥直》《字畫舫宴集詩序》等，可進一個步驟落實羅自己份及為學旨趣，這就否認了其為《三國志淺顯演義》作者之能夠。而認定趙寶峰門人羅本是《三國志淺顯演義》作者，從而推導出淺顯小說成長的一些結論是分歧汗青現實的。
對于“同姓名圈套”，先哲早有警悟，也曾加以提示，防止人們落進圈套。司馬遷《史記》為漢高祖時的兩韓信立傳，撰成《淮陰侯傳記》和《韓信盧綰傳記》，前者曾封楚王，后者封為韓王，其生平年夜不雷同，不克不及混雜。而梁元帝撰《古今同姓名錄》，將同姓名題目提出，其后唐陸善經續而廣之，元葉森再加補充，發生了普遍影響。明陳士元《名疑》、王世貞《藝苑卮言》、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均有對于同姓名的會商。周嬰《巵林》搜檢《唐書》中雙名雷同者，得二百五十余人，單名同者因太多而未錄。大師了解，唐以前中國生齒還不是良多，人物多取單名，宋以后江南獲得開闢，生齒激增，為了防止同名，雙名成為廣泛景象。即使這般，同姓名者仍大批存在，故明人余寅撰《同姓名錄》十二卷，周應賓補一卷，清王廷燦補八卷，陳祥裔又撰《同人傳》四卷，才使得同姓名材料燦然年夜備，嘉惠學林。但是，有了思惟警悟，積聚了相干材料，并不表白就不會落進“同姓名圈套”。由於古今同姓名者其實太多，加之字號雷同者亦復不少，使得人們很難防止落進“同姓名圈套”。四庫館臣就批駁司馬遷“不知有兩子我，故以宰予為預田恒之亂；不知有兩公孫龍，故以堅白同異之論傅合于孔門之門生。其人相混，其事俱淆，更至于語皆掉實”（《古今同姓名錄》撮要）。但是，四庫館臣也異樣落進過“同姓名圈套”，前文已舉例證，闡明此題目具有必定廣泛性，盡非杞人憂天。
三
宋羅泌《路史·同名氏辨》說：“線人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隋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謀而合者，渠可既邪誰？”固然，由于中國人姓、名、字、號、謚等雷同者甚多，如《古今同姓名錄》就錄有十一王褒、八王吉、十王宏、九張良、九張敞、九張衡、十劉欽、十六劉宏、十四劉章、十二劉瑜伽教室德等，而讀者的瀏覽量究竟無限，要將這些同姓名者區分明白，防止落進“同姓名圈套”，委實艱苦。
不外，分歧專門研究，分歧範疇，甚至分歧小我，其表示仍是有所分歧。在經史等傳統研討範疇，由于學術積聚絕對深摯，學者們往往會留意“同姓名圈套”，盡量防止落進。同為經學家，人們普通不會將西漢的孔安國和東晉的孔安國弄混。同為理學家，人們也不會將南宋初年的漢上師長教師朱震與南宋末年的坦齋朱震視為統一人。同為史學家，人們不會將編撰《彭門紀亂》的唐鄭樵與編撰《通志》的宋鄭樵混雜，也不會將北宋晚期撰寫《事類賦》的渤海人李淑與修撰《真宗實錄》的徐州豐縣人李淑牽合在一路。但是，在小說戲曲等研討範疇，後人往往不以學問來看待，學術積聚絕對單薄，人們對“同姓名圈套”的警戒性不高，往往采取“姑妄聽之，姑妄言之”的立場，落進“同姓名圈套”的能夠性也就比擬年夜。後面提到的白賁和羅本便屬于此例。
需求特殊指出的是，中國現代口語小說持久在平易近間傳播，不為主流社會的文明精英們所器重，故作者生平資料匱乏，而書商們往往經由過程簽名來制造賣點，有意中構成口語小說作者的凌亂，使得很多口語小說作者題目成為懸案。有的學者為了論證本身的不雅點，在沒有直接證據證實同姓名者為統一人的情形下，便將姓名雷同者指其實為一人，得出很多主要結論。他們似乎不懼怕落進“同姓名圈套”，反而自動往圈套里跳，從而形成很多紛擾。
例如，嘉靖壬午本《三國志淺顯演義》庸愚子蔣年夜器在《序》中云“東原羅貫中”以陳壽《三國志》為根據作此書，而浙江天一閣藍格鈔本《錄鬼簿》所附《續編》有戲曲家聚會場地羅貫中，云“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其作有《趙太祖龍虎風云會》《忠正逆子連環諫》《三平章逝世哭蜚虎子》三種，鄭振鐸以為此戲曲家羅貫中就是小說家羅貫中，“他的生年，年夜約在元末明初”。這一結論成為《三國志演義》古代研討的學術基本。但是，鄭氏并沒有供給此太原羅貫中就是東原羅貫中的其他證實資料，就將二人捏合在一路，顯然是分歧學術規范的。實在，二人不只籍貫分歧，喜好紛歧樣，並且戲曲家羅貫中的作品中竟然沒有一部是寫三國題材的，很難與小說《三國志演義》發生聯繫關係。但是，大師都接收了鄭氏的結論，愿意跳進“同姓名圈套”，由於這合適人們的等待。
再如，明人李春芳曾編纂岳飛業績為《精忠錄》并作序，此序為淺顯小說《岳武穆精忠傳》采用；又編有《海剛峰師長教師居官公案傳》，并為之作序。此外，李春芳與《西游記》作者吳承恩也頗有來往。這幾個李春芳均生涯在明中后期，假如將他舞蹈場地們看成統一人，就會得出不少關于中國小說史和小說批駁史的主要結論。現實上也確切有人將他們混雜。但是，這三個李春芳籍貫經歷各不雷同，時光也略有先后。編輯《精忠錄》的李春芳是海陽鸛巢（今廣東潮州潮安）人，重要生涯在弘治、正德時代；編撰《海剛峰師長教師居官公案傳》的作者簽名“晉人羲齋李春芳”，是山西人，重要生涯在萬積年間；而與吳承恩頗有友誼的李春芳是揚州興化（今屬江蘇泰州）人，重要生涯在嘉靖年間。
由于年月附近而致混雜，這種情形在白話小說作者身上也異樣存在。例如，明末白話小說《說儲》作者陳禹謨，江蘇常熟人，萬歷十九年（1591年）舉人。歷官兵部司務、四川按察司僉事、貴州布政使右參議。生平喜著作，撰有《左氏兵略》《駢志》《說儲》《經言枝指》《廣幽默志》《補北堂書鈔》，皆傳于世，錢謙益為其作“墓志銘”著錄在案。而清人書目中，陳禹謨著作除錢氏所錄外，另有《經書異同》《四書程文》等十多種。這十多種著作也許不是常熟陳禹謨所撰，因同時至多還有三個陳禹謨：一為江蘇宜興人，隆慶丁卯科舉人；一為湖廣夷陵人，隆慶庚午科舉人；一為浙江仁和人，萬歷丁丑科進士。仁和陳禹謨舉進士后授中書，擢監察御史，巡鹽兩淮，巡按江西，因爭國本案被責，里居十年。后起補巡漕，升太仆卿，巡撫鄖陽，轉刑部侍郎，卒于官。他留有著作能夠性最年夜，清人似乎未予追蹤關心。看來，文史研討確需嚴防落進“同姓名圈套”。
（作者：王齊洲，系華中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