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選集》，北京十月文藝出書社2023年6月
一
新文學自覺生以來，就劃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年夜文類。胡適、陳獨秀早早察看到，東方近代文學“最有權勢者，厥惟戲劇”（胡適《非留學》，《甲寅》1915年10月第一卷第十號）；“第一推許者，厥惟腳本”（陳獨秀《古代歐洲文藝史譚》，《青年雜志》1915年11月第一卷第三號）。但這四年夜部類中，1918年1月胡適等人的“不受拘束體”詩、5月魯迅的《狂人日誌》、9月魯迅開端寫作的“隨感錄”，都可以看作因文學反動而發生的詩歌、小說、散文新體裁的開始。而唯有戲劇，盡管《新青年》同人多有盡力，批評舊戲，宣傳新劇，努力于翻譯，尤其“易卜生號”影響宏大，但就體裁變更的角度，畢竟不具有劃時期的意義。
其緣由在于，戲劇的終極完成方法是戲院表演，而《新青年》同人所從事的譯介，只在腳本的文字層面，實則無法搬演，“上不了臺面”。北京年夜黌舍內專門研究學者如宋春舫，校外舞臺實行者如歐陽予倩，盡管都曾在《新青年》發文，但居于邊沿地位。實則古代中國戲劇史，當然與文學反動和新文明活動有莫年夜關系，卻也有著本身演化的藝術史軌跡。由“新劇”、“文明戲”而“愛美劇”、“口語劇”，直到1928年命名“話劇”，這一系列稱號的變更，既有分歧內在，也是藝術情勢定型的經過歷程，遠不克不及完整歸入純潔的文學史敘事。
上世紀五十年月以降，作為古代文學次序描述的主要構成部門，“魯郭茅巴老曹”的俗稱逐步風行。曹禺顯然是作為腳本文學的代表廁身其列，在文學史中取得最年夜的評價權重。這既源于政治位置的包管，也加成于文學成就簡直認。但假如就官方地位而言，曹禺在中國戲劇家協會引導層中，于話劇界年夜體列于田漢、歐陽予倩、洪深之后，輩分自是也晚。而就對話劇汗青的全體進獻而論，與前列幾位至多是不分高下。顯然，列名“順口溜”，是他的幾部劇作遠超別人的影響力所致，周揚所謂“今世說話藝術的巨匠”（1956年2月27日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周揚《扶植社會主義文學的義務》講話）是所云者。
因此，曹禺是作為劇作家被終極定位，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幾部名劇，很年夜水平上成為中國話劇的代言人。這固是實至名回，不外對他這一方面成績的確定，也掩蔽了至多他前半生任務的另一面向，即劇作之外多方面的盡力和成就。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萬家寶，以“萬”姓拆解而成筆名“曹禺”行世。僅創作晚期少少量作品署本名或表字“小石”。他的字與名并有意義連帶，乃從父親表字而來，其父德尊字宗石，兄家修字少石。曹禺籍屬湖北潛江，父親留日回國后仕清，旋為北洋當局文官，假寓天津。是以曹禺家道優渥，十二周歲時進名校南開中學。
曹禺本性喜戲，自幼即不雅看從京劇、梆子到文明戲等各類戲劇。南開教導體系由于開辦者張伯苓的理念，以新劇作為教導手腕之一，遂成為中國話劇史主要構成部門。曹禺十五歲參加南開新劇團，開端其戲劇生活。1926年十六歲時，恰逢《庸報》創刊，他和幾位同窗獲得機遇，在報上開設“玄背”副刊，于是有了小說《今宵酒醒何處》和幾首古詩。小說有激烈的郁達夫陳跡，古詩略近新月派。這些作品雖談不上高超，但題材、情感、文風等方面的偏嗜，與他后來的劇作一脈相承，吐露出新文學對他的總體影響。
將曹禺引上話劇舞臺的導師，是張伯苓胞弟張彭春。彭春1910年考取北京游美準備學務處，同年與胡適等人出國留學，在美時代對戲劇尤所留意。回國后1916—1919年任南開黌舍專門部主任，掌管南開新劇團并執導諸多話劇，其間周恩來在團中并出演多個女角。1918年彭春排練本身創作的《新村正》，此劇在中國話劇史上具有劃時期意義。1919年又助兄創辦南開年夜學，隨后再度出國攻讀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至1926年任清華黌舍教務長，對清華轉制為年夜學尤起要害感化。1926—1929年回任南開中學主任，并南開年夜學傳授。恰是在此數年間，曹禺就讀南開，得張彭春欣賞，并遭到周全的話劇練習。此練習重要在兩方面：一是戲院表演，他曾在《搾取》、《剛愎的大夫》（即《公民公敵》）、《玩偶之家》、《爭強》等劇中飾演腳色；一是腳本改譯，有《太太！》《冬夜》《爭強》等。別的，他接收或傍觀張彭春導戲，于將來創作腳本的作風，也有莫年夜關系。
1929年，曹禺轉學清華年夜學西洋文學系。清華是古代話劇史上，除南開外的另一校園重鎮。曹禺持續登臺表演，還導演本身改譯的《罪》。不外對戲劇課程，他的愛好似乎不年夜。而是投進大批時光，體系瀏覽東方戲劇作品，由古希臘延至當下。并曾經有本身創作腳本，以頡頏全國的設法。所成即其自述構想五年，并于1933年問世的《雷雨》。
《雷雨》頒發于1934年《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與他最早的文學伴侶圈有關。《文學季刊》鄭振鐸掛名主編，現實籌劃者是曹禺的換帖把兄弟章靳以。而作為編委的巴金正在北京，一見驚愕，力主刊發。正如巴金所預感，劇作頒發之后一炮而紅，并很快被譯成英日文。半年之內，日中兩國均搬演舞臺。1938年并被拍成片子。
出道即巔峰的局勢，決議了曹禺平生的任務走向。或許，他本來還有創作小說、古詩方面的愛好，但《雷雨》確乎取得“雷雨式”的爆炸性勝利，使得他在道路上心無旁騖。不外，有關這部劇作的宗旨，講解可謂是八門五花。通俗不雅眾或許“審查委員會”看到的多是“亂倫”；批駁家基于新文學傳統，很不難回結為“裸露大師庭的罪行”；跟著時期的變遷，曹禺本身也在變換說法，落實于階層斗爭。但就曹禺創作的原始念頭，盡管他在南開、清華都飾演過娜拉，寫作《雷雨》前剛完成結業論文《論易卜生》，但可以信任他對五四以來熱點的“社會題目劇”未必看得上眼。按他本身的說法：“《雷雨》所顯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報應，而是我所感到的六合間的‘殘暴’。”（《〈雷雨〉序》）這一高蹈的立意，毋寧說是東方戲劇史最顯眼的古典傳統，即從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等的“宿命”主題。曹禺“取法乎上”的心思動因，應當在這條頭緒上找尋。
隨后創作的《日出》，腳本前摘錄八條《品德經》和《圣經》的語錄認為題記，是他提醒宗旨在于對人道和命運的廣大關心。《雷雨》的勝利，也讓他給本身施加了堅持水準的壓力：“寫完《雷雨》，垂垂生出一種對于《雷雨》的厭倦。我很厭惡它的構造，我覺出有些‘太像戲’了……”（《〈日出〉跋》）《雷雨》基礎是三一概的產品，焦菊隱所謂“假古典主義”（《關于〈雷雨〉》，桂林《掃蕩報》1940年2月2日）。《日出》“想脫開了La pièce bien faite一類戲所覆蓋的范圍”（《〈日出〉跋》）。尤其在第三幕的設置，“寶和下處”作為對比性的另一場景，需求完整分歧的舞臺布置和演員。這一design作為文學文本而言并無題目，但舞臺表演，從時長到本錢均顯示出艱苦。1937年頭首演，由歐陽予倩執導，曹禺從南京特地趕到上海，成果看到了刪往第三幕的《日出》。再加一年多前，異樣由歐陽予倩導演《雷雨》，刪往了“尾聲”和“序幕”，此皆惹起曹禺的年夜不快。曹禺作劇，年夜體都有些原型，如《雷雨》《北京人》《家》，與他的生涯經過的事況較為親近，自可勝任高興。其他如《演變》《橋》，就需求外出專門做些查詢拜訪。《日出》介于二者之間，劇中陳白露，有那時艾霞、阮玲玉他殺的震動，這類抽像曹禺幾多可以或許意想；劣等倡寮則盡非其能夢見，而在天津、山西等地的有興趣訪問和有意得見，其悲涼讓他深受震撼。因此第三幕在他情感中的地位極為特別。
《日出》連載于1936年靳以、巴金合辦的《文季月刊》，時曹禺在天津男子師范黌舍西洋文學系任教。翌年該劇搬演舞臺，曹禺亦漸成為《至公報》文藝副刊的常客，遭到普遍的評論。后與掌管副刊的蕭乾熟悉，1937年《日出》腳本并獲第一屆《至公報》文藝獎金。這一切均對敏捷擴展曹禺的名聲感化不小。
當時曹禺曾經南下，就職國立戲劇黌舍。國立戲劇黌舍1935年創立于南京，1937年分散長沙，1938年轉徙重慶，1939年遷駐江安，1940年6月更名國立戲劇專迷信校。此校由公民黨年夜員張道藩開辦，直屬公民黨中心宣揚部。張道藩于文學藝術頗有涵養，話劇方面曾翻譯、創作多部劇作。他請余上沅任校長，余則經由過程清華先生張駿祥邀曹禺任教務主任，并擔任編劇方面課程。曹禺1936年9月至1942年頭任職該校，在校時代，他先后創作《田野》《演變》《北京人》，以及部門《全平易近總發動》（后更名《黑字二十八》）。
這些劇作年夜致可以分為兩類，《田野》《北京人》處于《雷雨》《日出》的延伸線上。1937年的《田野》，佈景置于村落，顯然曹禺對于本身的創作，有著不重復以往的自我請求。不外可以斷言，他仍盼望本身的劇作被看作“一首詩，一首敘事詩……但決非社會題目劇”（《〈雷雨〉的寫作》，《質文》1935年7月第2號），所關心者仍然是“命運”。只是與《雷雨》被解讀為揭穿封建家庭的暗中類似，《田野》在年夜部門人眼中，也僅是“復仇”。
曹禺自承第三幕中的鼓聲與槍聲，“采取了歐尼爾氏在《瓊斯天子》所用的”（《田野》初刊“附記”）。他的幾部名劇，能否襲取本國劇作，是個久長被群情的話題。關于《雷雨》，“……時常地有人結論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許揣測劇中某些部門是秉承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èdre靈感”（《〈雷雨〉序》），而《日出》與契訶夫的關系也有不少人生疑，等等。持平而論，曹禺固不是莎士比亞、莫里哀、奧尼爾那樣劃時期的劇作家，他是在瀏覽這些劇作家的劇作中生長的。熟稔于心他們的各類寫作伎倆，不自發地在本身的劇作中有所映射，是在一切作家中都能見到的藝術景象。但他劇作的勝利，起首在于中國不雅眾的共識，這出于他本身的所感所見所思。因此他與東方戲劇史的復雜關系，從多維影響角度來察看，則更為妥善。
《北京人》寫于1940年，配角愫芳以他的新情人方瑞為模本。但毋寧說，這部劇中“有如人猿”的“北京人”腳色，或許才是最具“曹禺性”的。他曾提到，“我常疑惑，何故我每次寫戲總把重要的人物遺漏。《雷雨》里原有第九個腳色，並且是最主要的，我沒有寫出來，那是就稱為‘雷雨’的一名英雄……異樣，在《日出》里，也是一個最主要的腳色我反而將他忽視了，他原是《日出》獨一的活力……”之所以無法寫出這“最主要的腳色”，前者因“技能上的不答應”，后者是“現實上的不成能”（《〈日出〉跋》）。《北京人》與《雷雨》《日出》相類，曹禺的本意天良，是要在展出一切的暗中與有望之外，另包含有某種“洗濯”的氣力，然卻可貴為人體味。《北京人》中的“北京人”，終于在“技能上”和“現實上”，讓他有了直接的表示機遇。
另一路腳本則與抗戰的年夜佈景有關。1938年10月于重慶揭幕的第一屆戲劇節，簡直聚集了那時年夜后方一切的話劇名人。曹禺與宋之的一起配合，將成于眾手的《總發動》改寫為《全平易近總發動》以供演出，編劇、導演、演員皆是一時之選。這部以捍衛年夜武漢為佈景的“時勢劇”，天然有公民當局推進的原因，那時惹起很年夜顫動。張道藩親身飾角，曹禺也有腳色。假如說此劇曹禺或許還算是被分派了義務，但在平易近族危機之下盡一份力，顯然也是那時他自發的認識。
一年后，他創作《演變》，題材得自1937年冬在長沙查詢拜訪的傷兵病院。有關《演變》，新中國成立后曹禺屢次自我說明其立意，年夜體偏于揭穿公民黨統治的暗中。而尤其言及公民黨中宣部和教導部的審查，以及逼迫他修正腳本。論述中教導部政務次長顧毓琇和常務次長張道藩的抽像，均頗為負面。不外回到汗青現場，情形或許并非完整這般。顧毓琇是曹禺已經的清華教員，并非公民黨人，是由于japan(日本)進侵才出山餐與加入當局。據自述，他曾對曹禺說：“此次抗戰，假如常識分子抱灰心，則必掉敗；如抱悲觀，則能否克服，須再視吾人盡力若何。”（《迎送新舊同窗年夜會，公演名劇〈演變〉，顧校長介述本劇寫作顛末》，《國立政治年夜黌舍刊》1948年第269期）由此相約，顧毓琇寫出了《古城狼煙》，曹禺則是《演變》。
《演變》迭經審查，屢屢被請求修正，惹起曹禺惡感，這自是現實。但其主題，既有揭穿“搖動分子”“腐敗人物”，又有歌唱“新的氣力”“新的性命”，意旨在于展示“我們平易近族在抗戰中一種‘蛻’舊‘變’新的景象”（《關于“演變”二字》）。1943年1月，中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頒布聲譽獎狀及獎金一千元。4月21日，蔣介石親臨不雅看，劇中第四幕傷愈重返火線的“聲譽年夜隊”甲士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的臺詞，想必讓他甚為受用。但這實在是個姑且添置的“馬屁”，曹禺腳本原詞只是“中華平易近國萬歲”等，直到1980年月重出時才往失落。無論若何，9月中旬，修正后的《演變》被中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認定為“嘉獎演出列為本會核定尺度本者”（《審查通信》第56、57期合刊）。1944年2月，《演變》和趙清閣、老舍的《桃李東風》等四劇獲教導部卅二年度精良腳本獎，《演變》獎金一萬五千元。究其實質，《演變》屬于所謂“抗戰題目劇”，而為各方所接收。
在年夜后方息爭放區，曹禺幾部劇作的遭受并不雷同。《演變》受公民當局表揚，延安更早在1940年末就有排練，但在失守的上海則遭禁演。其他名劇，《雷雨》《田野》1941年秋和1942年秋在年夜后方接踵被禁；《日出》被請求修正；《北京人》則獲“三十年度全國藝術獎金”。共產黨方面，1939年冬周恩離開渝，很快會面曹禺這位南開小師弟。而聽說是出于毛澤東的親身提出，延何在翌年除夕演出《日出》，毛與洛甫參加，并多有表揚。這顯然是高層早有商討。4月延安方面註銷崇基（艾思奇）《〈日出〉在延安演出》：“延安演出《日出》，是由於它是抗戰以前的戲劇創作中最優良的產物之一……我們不演《田野》，不演《雷雨》，而單演《日出》，就由於他們比後面的戲包括著更多的實際的裸露，所以假如由於延安演了《日出》，就認為其他非抗戰內在的事務的戲統統在可以演出之列，這完整是好笑的猜測。”（延安《中國文明》第1卷第2期）畸輕畸重很是明顯。不外半年以后，《雷雨》在束縛區也不竭演出，曹禺的創作念頭，被認定為“向人們提出了他所憎的社會權勢正在無可拯救地衰敗下往，而把他的盼望依靠在他所愛的社會權勢上”（默涵《〈雷雨〉的表演》，延安《民眾文藝》1940年9月第1卷第6期）。1941年12月4日，延安青年藝術劇院增聘曹禺為聲譽理事。這一切，均可模糊看出中共方面的統戰立場。1942年頭，在重慶的周恩來不雅看了《北京人》，頗有興趣味地對曹禺說：“你還在向往原始共產主義嗎？我們此刻曾經有了延安了。”（《歲月無情——張瑞芳回想錄》，第154頁）
是年曹禺已分開國立劇專，任教時遷重慶的復旦年夜學。此前他即在該校兼職。今年夏，根據巴金代表作《家》脫手改編同名劇。本劇并未完整按照原小說人物主次，而尤其以覺新佳耦的塑造為傑出，延續的是他拿手的《雷雨》《北京人》的門路。小說與腳本均成名作，是為二人兄弟友誼的留念。
1943年曹禺有了新的打算，炎天開端創作汗青劇《三人行》，以岳飛、秦檜、趙構為配角。在曹禺的假想中，這是莎士比亞式的“詩劇”。此時文明生涯出書社版的“曹禺戲劇集”中，已預告此劇和《李白與杜甫》。以李杜兩位唐代詩界雙子星為對象，曹禺打算在戲臺上表示中國說話的音樂性。但在寫出《三人行》第一幕后，六月底他受邀赴東南，這是由公民當局資本委員會組織的考核，時代過玉門油田。顯然是受領隊的該會副主委錢昌照委托，秋天回渝后曹禺開端預備創作產業題材的腳本。此事一向迤至抗克服利后，曹禺受邀拜訪美國的1946年頭，才開端趕寫《橋》，未及半而行期已至。
曹禺早已是話劇界的年夜名人，而他似乎一貫很愿意表露寫作打算，認為上戲預熱。出國前，消息界周知他寫作《橋》的信息，頗多報道。此中引述他的說法，年夜體可知《橋》是為共同戰后成長各項扶植的“開國”需求，屬于《演變》一流的“時勢劇”。“文革”后，一貫激賞曹禺才幹的巴金，不竭敦促他前度劉郎。情急之下，點題要他至多先續寫完《橋》。視巴金如長兄的曹禺壓力宏大，幾經盡力，終極仍是廢棄了。概況上是迎來送往的雜事如麻纏身，但偶然間仍是流露了真正的憂慮，《橋》無論怎么寫，都能夠被以為表揚公民當局的功勞。這才是素性謹嚴且歷經世事的曹禺不成蒙受之重。或許巴金犯了戰略過錯，假如提出曹禺重拾《三人行》，會不會有別的的局勢？
據曹禺自述，1943年翻譯莎劇《柔蜜歐與幽麗葉》，試一試詩劇的感到，是為創作《三人行》做預備。那時有劇團約張駿祥導演此劇，張駿祥又約曹禺譯出。這是曹禺最后一次譯劇。而今年一月，異樣由張駿祥導演的焦菊隱譯貝拉·巴拉茲《安魂曲》，曹禺扮演了莫扎特，則是他最后一次登臺表演。
由于腳本創作方面的宏大勝利，曹禺后來一向是以“劇作家”的臉孔為人所知，而掩飾了其作為“戲劇人”的另一面，即改譯、導演、扮演的多方面任務。這反過去又影響了對他創作腳本的熟悉。
曹禺1925年高中一年級時參加南開新劇團。1926年2月張彭春回南開，導演了良多話劇，曹禺是先以表演才幹遭到欣賞的。1927年初次登臺，在丁西林《搾取》一劇中飾角。此后年年都有腳色飾演。1928年9月他被保送南開年夜學政治系，1929年開端改譯東方戲劇。是年寒假南開表演的《爭強》，惹起顫動，腳本就是曹禺改譯的（John Galsworthy, Strife），他并在劇中飾演腳色。
1930年9月曹禺進清華年夜學，任戲劇社社長，有了更多的表演，也改譯出多個腳本，并測驗考試導演。隨后盡管曾經以《雷雨》等劇作成名，曹禺依然不竭地有改譯東方腳本之舉。抗戰中任教劇專時代，更是創、譯、導、演并舉。好比《鍍金》（Eugène Labiche, La Poudre Aux Yeux），曹禺改譯作為練習先生之用，隨之導演，也擔負過劇中腳色。
曹禺這些改譯的腳本，不乏莎士比亞、莫里哀、易卜生、高爾斯華綏等名家名作。假如就文學名著翻譯的角度，對原作徑行修改，是很可貴到承認的做法。但即使如《柔蜜歐與幽麗葉》，他也將“丑角打諢的那些俏皮話……改成我們的不雅眾能清楚的笑話了”。此劇1954、1978年幾度重版，曹禺依然保存著這類“換例”，顯然自發并無不當。
之所以這般，在于“從演出的角度斟酌題目”（《譯者前記》，作家出書社1954年版）。而《羅密歐與朱麗葉》已有的諸多譯本，只是紙面的文本，無法搬進戲院。而為了戲臺的需求，一切均需讓位，翻譯中修正原作，在他也是無法防止且不移至理的工作。這就不難懂得，直到1981年，曹禺還興高采烈地對短短的《鍍金》停止了多達數百處的修正，并從頭刊載。其修改密度之年夜，致無法校勘出注，本選集只能兩本并收。
是以，這些改譯的腳本當然不像他創作的腳本那樣惹人注視，但恰組成曹禺不成疏忽的另一面。遺憾的是，諸如1934年南開校慶受張彭春委托改編的新版《新村正》、1935年據莫里哀《吝嗇人》改譯的《財狂》，腳本均已無處尋蹤。蓋因未公然出書，只由劇團自印無限的表演本。這般，保存下的1930年南開新劇團表演本《爭強》，就顯得彌足可貴。此中收有“南開新會堂建筑圖”三幅、首演表演職員表、表演劇照六幅、各幕舞臺表示圖三幅。再加上改譯腳本，以及在劇中飾角，這一切才是曹禺話劇任務的完全剪影。
對于本身創作的腳本，曹禺也是異樣的任務法式。1933年寒假，他在清華年夜學藏書樓寫作《雷雨》，據晝夜陪在身邊協助的未婚妻鄭秀回想：“他老是抱著厚厚一年夜摞《雷雨》的提綱、草稿，還有分幕表、舞臺design草圖以及劇中人物性情刻畫分類卡片等等。”（鄭秀《〈雷雨〉是如何出生的》，《盼望月報》1997年7月總第10期）可見曹禺是以對戲臺場景的想象來停止創作的，表演後果而不是瀏覽感到才是他腳本寫作的動身點。為此一切應當讓路，一切可認為我所用。諸如《田野》對《瓊斯王》的剿襲，以及其他能夠的借用，確切都有需要探討，但至多應當清楚曹禺的這一面向，才有商議的基本。
也就是說，曹禺盡管以“劇作家”著稱，但就實質而言，他倒是個“話劇人”。《日出》面世后，文學界和批駁界有不少貳言。面臨朱光潛的看法，曹禺回應版主說：“朱孟實師長教師仿佛是一位鐵面無情的判官……詩人的詩，一時不得人的清楚可以躲諸名山，俟諸下世……一個弄戲的人，無論是演員，導演，仍是寫戲的，便于當即取得不雅眾，并且是通俗的不雅眾。只要他們才是‘戲院的性命’。”（《〈日出〉跋》）他對本身的定位，終極仍是個“弄戲的人”。
這般才可懂得他創作腳本的諸多特色，“從來冗長，常常犯話多、重描、場次繁……很多弊病”（《重印〈日出〉后記》，1982年）。這是由于他分歧于郭沫若、老舍等寫腳本，純潔從劇作家角度，并不論導演、演員若何處置。曹禺受過張彭春的體系練習，據他回想，“張師長教師排戲有個特色，就是臺步該走幾步，走到哪里，都是有講求的，一點不準有錯誤的。哪句臺詞該怎么讀，哪個字該若何舉措，有板有眼，一點不克不及含混”（《苦悶的魂靈——曹禺訪談錄》，第113頁）。曹禺導戲學的是張彭春，毋寧說寫戲也是這個門路。頭腦中的戲臺異樣“一點不準有錯誤”，寫作時兼任作家、導演和演員。他腳本中的闡明文字特殊多，也常常改，修改甚至觸及某個腳色從哪邊上場哪邊下場，此類完整不應由劇作家斟酌的細節。這是由于分歧時代對戲院的情形，他的想象有了變更。
就本身的創作，曹禺盼望的是文學和表演的雙重勝利，而最基礎上更偏于從表演動身：“我寫腳本，常常盼望它像小說一樣吸引讀者坐上去讀讀，有點興味……我不贊成‘書齋腳本’，即只為了讀，不為演的腳本。腳本仍是為了表演寫的。”（《重印〈日出〉后記》，1982年）只要懂得這此中的輕重緩急，才幹對他的成就有清楚的評價。
應美國國務院約請，1946年3月，曹禺與老舍出發赴美拜訪一年。時光未滿，1947年1月他就歸國。而老舍一向拖延至1949年10月，經周恩來敦促才回來。二人道格分歧，曹禺素性拘束，在國外過得并不舒暢；而老舍到哪兒都是伴侶，甕中之鱉。回國后曹禺經黃佐臨先容，進進上海文華影業公司任編導。隨后，從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他創作片子《艷陽天》，從編劇到執導歷時近一年。這是他最后一次擔綱導演。
1930年月的曹禺，非左非右、非“京”非“海”，并不回于某個文學家數。但創作成就遭到各方的留意。據其自述，他的政治態度，是在從美國回來后，產生了徹底的變更。但此前也有不少線索可尋。雖自以為不懂政治，但并非沒有政治情感。早在清華就學時代，他曾任“抗日救國委員會”委員兼抗日宣揚隊隊長。《雷雨》《日出》時代，他埋怨“其實寫不出‘代表光亮面’的好漢”（《重印〈日出〉后記》，另參《〈日出〉跋》），顯然遭到某些伴侶態度性的壓力。1936年曹禺進進南京國立戲劇黌舍，總務主任楊帆（石蘊華）同時也是張道藩秘書，卻仍是中共地下黨員。曹禺曾憶及恰是這位終極命運悲涼的反動者，給了他最後的反動事理。1938年黌舍遷長沙時，他跟徐挺拔有接觸。1939年到重慶以后，更是與周恩來有著密集的關系。而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時代，經周恩來設定，毛澤東與曹禺有了親熱的扳談。
另一方面，《演變》《日出》被審查請求修正，《雷雨》《田野》遭禁演，顯然也讓曹禺逐步降低了對公民黨政權的不滿。1944年起，從呼吁談吐出書不受拘束、撤消圖書審查軌制，到對時局進言，到對政協會議提出請求和提出，有關的會議和文件，都有曹禺的介入和簽名。此延續到他赴美前的1946年頭，所產生的讓常識界對當局盡看的“較場口事務”，曹禺也簽訂了慰勞電。固然自承對政治不甚敏感，并且也不是這些運動的組織者，但由這些舉動可以看出他態度和立場的逐步了了。
1949年2月9日，曹禺經地下黨設定避匿噴鼻港，3月18日與各路名人同程達到已束縛的北平城。隨后餐與加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任務者代表年夜會，被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結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由此開啟他的后半生。
新中國成立后的曹禺是個劇作家，同時也具有文明官員的成分。社會位置很高的同時，兼職和事務也很是之多。他是中心戲劇學院副院長，人事關系在該院，但除了一些講座外，并不講課。同時他仍是北京國民藝術劇院院長，寫的戲很少，但院務投進精神頗多。總之他有有數的會議和運動需求餐與加入，卻也未脫盡本身是個“弄戲的人”。
北京人藝有焦菊隱如許杰出的總導演，也有滿臺的好演員，作為院長的曹禺天然不會再涉足這兩個行當，終于成了純潔的劇作家。一方面，是他曾經有的幾部名劇，尤其如《雷雨》《日出》，隨應時期變更，或主動或自動地不竭修正。另一方面，則是新的創作，從1950年月初到1970年月末，近三十年，唯有三部。
1952年曹禺餐與加入引導北京高校教員思惟改革活動，此中在北京協和病院待得最久，基于查詢拜訪寫出《開闊爽朗的天》。這個創作計劃事前曾向周恩來報告請示過。而到1950年月末，周恩來提出寫一部反應平易近族連合的腳本，于是他開端搜集有關王昭君的材料。但尚未正式進進寫作狀況，1960年中心即提倡全國國民進修“臥薪嘗膽”的精力。隨后各地同題材的戲曲創作達數十部，北京市委也向人藝下達義務。為此曹禺暫停《王昭君》創作，在舞蹈場地梅阡、于是之協助下，寫出《膽劍篇》。完成后曹禺持續轉向《王昭君》，寫出兩幕，卻又被“文革”打斷，直到1978年才殺青：“我用這個腳本獻給國慶三十周年，并且用它來獻給我們的親愛的周總理。”（《王昭君·獻辭》）
《膽劍篇》是急就章，曹禺的自我評價并不高。但《王昭君》他投進大批精神，對批駁界有所等待。后來他大要明白，新中國成立后幾部戲，在不雅眾中是無法與他的晚期劇作相提并論的。共同情勢，呼應號令，是那時的寫作常態。不外他仍是寫得很少，好比遠不克不及和老舍的創作量比擬。老舍的不少劇作，也來自愛好并器重話劇的周恩來的直接提出或囑咐。這此中有寫作方法的題目，由于遭到全方位的話劇練習，曹禺寫作時的斟酌和設定，是直接延長到戲臺的，要比其他劇作家來得繁復。新中國成立后三劇，固然他自承都是“硬著頭皮”寫的，不外無論若何評價，至多從技巧上說，仍是值得留意的。另一方面是特性和經過的事況使然，老舍出生清貧，是以在新社會毫無思惟壓力，不外年夜風暴到臨，一旦玉碎。而曹禺出生官宦之家，加之素性謹嚴，則不免不時瞻前顧后。即使到了暮年，有巴金催促，有良多人信任他“文章未盡才”，他也自負還能“寫點工具”，但終極仍是廢棄了。
二
選集編輯是個文獻任務，有普通的原則。于役《曹禺選集》，自也不克不及破例。不外，觸及分歧的對象，情形各別。因每位作家的特性經過的事況，以及由此帶來的文本狀態各有差別，需求對人與文作周全的判定，才幹在詳細經過歷程中有所依循并妥善處置。“劇作家”的曹禺就其寫作特色，尚易擬訂文本處置準繩。而就“話劇人”的曹禺，是無法在紙面上全部展露的。但有此標的目的，仍是可以在能夠范圍內，使這一面孔幾多有所表現。
文獻學無非目次、版本、校勘三事。起首是聚集作品，鑒別輯佚，擺列分類，亦即目次學的任務。古代文學分四年夜部類，計詩歌、小說、戲劇、散文。但詳細到每位作家，情形分歧。曹禺作品，重要自是腳本，乃平生精神所萃。腳本又可分自作與改譯，話劇之外又有片子。此類擺列并不復雜，先自作后改譯，先話劇后片子。每類以時光先后編次。唯因協調每卷厚薄，略有前后參差罷了。
小說和詩歌這兩個文類，曹禺也有所作。在南開就學時，寫過一篇并翻譯過數篇小說。也有一些古詩，能夠有在這些方面測驗考試的設法。后來他新舊體詩還寫過不少，但多是一時有感或應請而作。
至于各類文章，多少數字單一，亦極為複雜。均稱作散文自無不成，但就體裁而言，嚴厲說應稱“雜文”。不外由于魯迅的關系，“雜文”已成為某種特別論說文的專稱。為差別起見，本集籠統稱作“文章”。此蓋因曹禺的劇作、小說、詩歌，可統看作“創作”。而諸多文章，并非可并列的文學散文。這些文章，似可分門別類，以便瀏覽。但現實上很難做到，因年夜多文本，無論若何分類，內在的事務上均有兼跨。是以只能所有的紀年擺列。這般形成的性質不清，本集以“索引”交互共同。“索引”籠罩所有的文章，分人名、書刊名、機構名三類，欲清楚曹禺某方面的經過的事況或群情，有此應已足敷應用。
曹禺文章，多少數字宏大，作為選集，天然以盡尋盡收為準繩。至于某些文字能否是他真正的意思表達，不在鑒別范圍。曹禺尤其新中國成立后所居的地位，身享待遇的同時也多情不自禁。他曾自比“木魚”：“你們敲吧，愛怎么敲怎么敲。”（田原形引曹禺語，見《曹禺：像陳白露一樣失落到坑里，可又跳不出來》，《南邊周末》2010年10月21日）不少寫作未必反應他的本意天良和本意。諸如1950年月批胡適、批胡風，他不成能出席，文明界名人誰也出席不了。再如伴侶吳祖光和孫家琇成了左派，他也都寫有批評文章，現實上也不克不及不寫。小我認為，構陷人罪與循例亮相，其間有著截然的品德鴻溝。曹禺無疑屬于后者，暮年他與吳、孫友情未變，即能闡明題目。他的良多文章，時移世易，或為此刻人所難解或曲解，但依序擺列，卻能展示今世文明變遷的一個側影。
固然窮盡心力，這部選集自亦不敢夸言無甚漏掉。曹禺獨一的小說《今宵酒醒何處》，刊于天津《庸報》，舊報殘破，故無開首。以天津為肇端，由近及遠，直到日美，尋查不下三十個機構，終于仍是不克不及如愿補足。而新中國成立后的曹禺，三天兩端就有運動，凡是都要講話。這些講話有的有稿，有的只是行動說說。有稿的未必會議室出租公然頒發，行動講話或許被記載，但不少存于分歧機構檔案中。已查找到的有打印件，有手記件，還有速記件。而格于各種限制，未能查到的一定還夥。也還有未正式出書物為私家所得，自秘不愿面世者。此類非人力可及的工作，只能俟諸異日了。
文章之外，曹禺還稀有量相當可不雅的訪談、對話，以及采訪中的直接引語、會議記載中的插話，甚至他在各地的題字題詞。有的版權并不獨屬曹禺，有的零星不成段落。天然，依照中國當下編纂選集無所不收的做法，也應在可收錄之列。但這些文字并不屬于“作品”，如依中國現代集部做法，不在編“集”的范圍。而按東方慣例，“選集”即complete works，不屬于“works”的，普通無須公然出書，凡是回于小我檔案治理，向社會公然，供研討者應用。中國檔案軌制不發財，選集收錄這些零星文字也無益處。但本集并不采此做法，即只收“成文”的文字。
別的，還有些所有人全體簽名的文章，經編者判定確為曹禺執筆，或明白反應曹禺不雅點的，本集方予收錄。而稀有篇或簽名曹禺，或曾被以為曹禺所作者，則未予收錄。如1937年《黌舍消息》第63號刊發曹禺講話《中國話劇應走的道路——在中心年夜學文藝研討會講》，次期有曹禺來函，講明系“代我投稿，此中有不實之處”。作者就地否定之作，自不克不及收錄。1931年《國聞周報》第8卷第31期有簽名萬小石的譯文《拉斯基論英美年夜學教導（附：譯者小我的看法）》，固然曹禺姓“萬”字“小石”，晚期也曾有簽名“小石”的文章頒發，但“萬小石”僅此一見，文章內在的事務也離曹禺興趣甚遠。疑者從闕，亦不收錄。《國民教導》1978年第3期有簽名曹禺的《一位教員的家信》，內在的事務與我們所知曹禺毫有關聯，且文章只是放在刊物通俗地位。這應當是正好同名同姓的另一位“曹禺”了。
“目次”一語，實系二詞相合：“目”指匯集分目；“錄”指編次闡明，亦即敘錄、解題或撮要。現在二者已混為一談。本集目次，除排比目錄外，腳本部門，還有“版本敘錄”，不涉內在的事務、評斷，只在厘清版本流變。這是由于曹禺尤其晚期劇作，版本變更情形極為復雜。本集編輯，觸及浩繁版本，版本的判定、擇定，以及由此延長出的校勘準繩及詳細操縱，均需對腳本的版本鏈做總體的流變闡明。至于曹禺文章，也有顛末重寫的篇什，分歧版本需求校勘，但多少數字極微，情形純真，故不另作“敘錄”。
曹禺腳本印次既多，修正亦夥，有因于作者不雅念或感到的變更，也有格于時期變遷之自動或主動，情形極為復雜。本集考核諸版本的范圍，框定在作者生前本，亦即作者可以干預的版本。在這些版本中，起首要斷定以作甚藍本，據以付梓。但分歧版本之間的異文，異樣也是作者創作的一部門，作為“選集”，理應歸入。但何者當通校，何者當參校，也需年夜費考慮。因如《雷雨》《日出》等劇，曹禺修正次數不少，而每次修正，所依據的簿本，基礎沒有闡明，全需比對判定。天然，還有些年夜範圍修改的版本，曾經不是校勘所能處理，只能以附錄本的方法付梓。
古代文本的版本，凡是由手稿、報刊本、成集本組成。報刊是古代印刷技巧呈現后的產品。成集本有分歧印次之間挖改的題目，又有推倒重排的情形，還有分歧時代分歧出書社的分歧版本。作家手稿存世并未幾覯，並且還有畢竟是初稿仍是定稿的題目。曹禺手稿保存無多，可以疏忽。報刊本和成集本之間，由于作家結集時凡是會做修訂，也會恢復報刊編纂格于版面的刪改，普通可看作最后定稿。原刊和成集本之間，有時修動異乎平常地多，如《日出》，二者之間異文達三百余處。今朝學術界的通行做法，是以成集本的第一版為尺度。天然，普通情形這是可行的。
但也會碰到一些題目，即使統一紙型再印，固然很難做年夜的調劑，但較真的作家會請求個體錯字或特殊要緊字詞的些微修改。是以，統一紙型靠后的版次反而過錯更少。曹禺腳本新中國成立前基礎由巴金掌管的文明生涯出書社包攬，銷路上佳，因此重印次數良多。此中也有量雖小但意義嚴重的修改，故很難說第一版便是定本。本集各劇義務編委，對各印次均做了預校勘，以擇定藍本。由于各劇情形各不雷同，藍本并未同一應用第一版，或某一印次。
好比《雷雨》藍本的擇定。文明生涯出書社印行至多二十六版，應用的是統一紙型，但仍是有些微修改。最惹人注視者，是魯年夜海的成分由“領班”釀成“工人”。這一變更顯然具有主要意義。遍搜國際外公私加入我的最愛機構，終于發明這一修改最後呈現在1937年5月的“改訂九版”上，曹禺做了大批但卻主要的挖補。其后各版再無變更，顯然這是他平易近國時代的終極“定本”，是以將之作為藍本顯然是瓜熟蒂落的。至于第一版，則和原刊一路，全文通校。
再如《演變》，情形極為復雜。1940年頭刊《公民公報》時即“根據中宣部校訂”，而多出缺略。隨后長沙商務印書館印行兩版，是服從宣揚部審查看法的完全本。1941年，文明生涯出書社印行了顛末大批修訂的“曹禺戲劇集第五種”本，后有巴金《后記》，言及經他據曹禺原稿校正，暗示此為原貌。也是以該版遭到學術界的推許，認為《演變》重要的版本。但是現實上，有些處所確系恢復，還有些處所卻回到原刊狀況，連商務版都不如。而到1942—1943年，文明生涯出書社又印行了兩版“渝版”，卻與商務本分歧。其緣由難于索解，能夠是為敷衍中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再度“飭作者自行修正呈核”。終極是1945年，文明生涯出書社又有“曹禺戲劇集第六種”本，校核之下，可知顛末曹禺周全修訂，而此后各印次再無變更。是以本集以為“第六種本”是曹禺終極意圖的表現，并以此版作為藍本。
曹禺平易近國時代的劇作，文明生涯出書社各版，盡管情形頗有復雜之處，但年夜體都在作者創作完成不久印行，反應作者的原始意圖。故而本集在該社各版之間考慮比對，選擇“定本”作為藍本。這些劇作中《雷雨》《日出》《北京人》三劇，作為被認可的曹禺代表作，新中國成立后又有屢次印行。由于時易世變，培養了變更極為激烈的新版，尤以《雷雨》《日出》為甚。
1951年8月，開通書店出書《曹禺全集》，系茅盾主編的“新文學全集共享空間”叢書的一種。該叢書共選擇二十四位作家，均屬“‘五四’以來具有時期意義的作品”（《新文學全集·編纂凡例》）。進列此中，表白曹禺獲得新政權的表揚。《曹禺全集》收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劇，應顛末挑選而獲得批準。不外，舊時期的作品總有分歧新請求之處，是以活著作家對本身的代表作均有修正。至于修改到什么田地，大師似乎各憑懂得。曹禺謹嚴過度，舉措尤為酷烈。如《日出》，不單刪往闡明旨意的題詞、附記、跋語，各重要人物的“階層成分”也有宏大變更。陳白顯露身改為市平易近家庭，方達生從事救亡活動。本來被侮辱而逝世的“小工具”，其父親成了工人魁首，為金八所害，而“小工具”終極也被父親工友所救。
《雷雨》異樣刪往序文、尾聲和序幕，魯年夜海作為成分最“對的”的人物，天然獲得很年夜加強。尤其最后一幕，簡直是重寫，增添了省當局喬議員一角，屬于英國資方的代表，與周樸園勾搭意圖彈壓工人，然工潮畢竟不成攔阻。而原劇情中周萍他殺，周沖與四鳳觸電身亡，在這一新版中竟然一個沒逝世。
這幾部腳本的再度變更，始于1954年6月國民文學出書社的《曹禺腳本選》。顯然開通版渙然一新的修改，已掉往延續經典作品的意義。而人文社作為那時最威望的文學出書社，掌握著印行尺度版本的標準。曹禺三劇盡管還有大批的內在的事務修訂，并依然刪除《雷雨》的尾聲、序幕等，《日出》的題詞、跋語等，以及《北京人》中的“北京人”，但重要劇情基礎回到新中國成立前的狀況。這個版本影響深遠，1950年月末中國戲劇出書社《雷雨》《日出》單行本、1960年月初國民文學出書社收錄三劇的《曹禺全集》，曹禺都有些還算主要的修改，但更多是技巧性的修訂。這幾版可以當作相干的系列版本。
盡管這般，《曹禺腳本選》等幾個版本，與《曹禺全集》一樣，相較新中國成立前的文明生涯版，修改處仍是多到校記出不堪出。是以，這三部腳本的《曹禺全集》本和《曹禺腳本選》本，均作為附錄支出本集。
1979—1985年，四川國民出書社和四川文藝出書社印行的“曹禺戲劇集”，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全部性出書的曹禺劇作，也是曹禺對本身劇作最后一次停止體系性修正的產品。之所以移到四川出書，并賜與排他性受權，有幾個緣由：起首是中國戲劇出書社未征求批准，重印《雷雨》《日出》，而開本、封面冷磣，讓曹禺極不興奮；其次，四川社掌管其事的，系巴金侄子李致，既有這層親近關系，李致復相當努力，使得曹禺安心；再者，曹禺未明說的，是他對1979年2月四川國民出書社第一版的《王昭君》的裝幀很是滿足，出國拜訪送得出手，因此盼望一切劇作都能按此打點。這在幾年間給李致信中數度暗示。但改造開放初期，各出書社日子都欠好過，他的這一愿看并未完成。
受權的改易，也促進了曹禺對本身劇作的周全修訂。這時內部周遭的狀況曾經較為寬松，曹禺可以很年夜水平上隨貳心愿修改。不外，曹禺修訂時，對藍本似乎毫無擇取，便利用哪個簿本就用哪個簿本。除個體借到文明生涯出書社版外，其他用的應當都是1950年月國民文學出書社或中國戲劇出書社的版本。由于版本承遞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年夜的刪除，如《雷雨》尾聲、序幕，《北京人》中“北京人”并未重回。天然，曹禺不成能忘卻這些情節，因此我懷疑，那時的他，仍是很穩重地牢牢記住威望如周揚和茅盾的見解。（見周揚《論〈雷雨〉和〈日出〉》，《光亮》1937年第2卷第8號；茅盾《讀〈北京人〉》，《束縛日報》1942年8月12日）
而隨后的學術界和評論界，對包含曹禺在內的主要作家，其新中國成立后格于情勢對經典作品的修正，基礎均持否認立場。是以此后的幾個版本，如1988年中國戲劇出書社《曹禺文集》本、1994年國民文學出書社單行本，以及曹禺生前最后一個版本，即1996年花山文藝出書社《曹禺選集》本，均以或號稱以文明生涯出書社第一版本為藍本。話劇的從頭排練，也總體上回回原始。新時代以后川版的最后一度周全修訂，在曹禺身前就曾經直接被疏忽了。
不外上世紀七八十年月之交的川版，仍是有其主要意義。因固然藍本選擇不盡善盡美，但曹禺的大批修正觸及舞臺裝配、人物運動以及臺詞。如《日出》是以從鳳子處借到的文明生涯出書社第十二版為修正藍本，卻有超千處的變更。應視為作為“話劇人”的曹禺，于戲臺上他的劇作該若何停止，有了新的假想和懂得。這對重排這些劇目，至多在技巧層面，有側重要的參考意義。今朝學術界和戲劇界的偏向，難免藏匿了曹禺最后的血汗。職此之故，無論從文本意義仍是表演價值，本選集均將川版回回所對應藍本，予以通校，以保留這些更動。
詳細校勘任務，腳本部門，在周全判定基本上，由藍本、通校本、參校本組成校勘組。“通校本”逐字逐句與藍本對勘，并出校注。“參校本”指在藍本、通校本均有可疑的情形下，部分參考的簿本。如1994年9月國民文學出書社的“中國古代名劇叢書”中的曹禺腳本，雖出書時光很晚，但據該社編纂回想，曾就有疑問處徵詢過曹禺，是以參校該本是有價值的。
而校勘的技巧處置，年夜體而言，并不出陳垣之“校勘四法”，即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分歧版本之間的對校，是最基本也是最大批的，其基礎效能是浮現異文。其他三種校法應用很少，重要是在對校無法處理，或無本可校時，經由過程這些措施來矯正過錯。而尤其理校，需極為謹嚴應用。若無掌握，則寧以□標示，也盡不孟浪為之。
曹禺話劇腳本，終極要展示在戲院。在他寫作或修正時，腦中是有舞臺情形、人物運動的。是以此中異文，不只對文學研討者，更對話劇的導與演，有側重要的參考用處。而既稱之為“話劇”，人物對話是盡對的焦點。在紙面上當然由文字浮現意義，而到戲臺上，則轉化為聲響，有語調、有口吻。基于此，尤其腳本中的對話，本集對發生聲響影響的標點符號亦予校勘出注。實質上，我們以為，為曹禺編選集的特別之處，在于擬想讀者不該該只是瀏覽者，而同時要能為話劇一切行當，供給盡能夠豐盛的曹禺分歧時代的舞臺想象，或才幹不負他作為“話劇人”的周全任務。
至于詩歌和文章，絕對來說版本比擬簡略。新中國成立前個體文章，1980年月他曾修正從頭頒發。而1958年的《迎春集》，是曹禺腳本以外獨一的自編結集，收錄了1950年月諸多文章，年夜部門曾在報刊上頒發。此中異文，也反應了阿誰時期急劇的政治情勢變更，因此仍是有其校勘價值的。
諸這般類的處置準繩，均在“凡例”中做了規則，此處只是摘要說明。凡例是文獻收拾的魂靈。作為選集，分歧人處置，做法能夠會有分歧。要處在于準繩清楚，且一以貫之。這般，應用者就其應用目標，可以明了能否只需依靠此本，仍是因特別需求，須回查底本。
三
曹禺活著的最后一年，研討者田原形曾編出《曹禺選集》，1996年7月由花山文藝出書社出書。這部選集，幾十年來為學術界所應用，做出了汗青性的進獻。但不成否定，該集匆促蕆事，搜集既難周全，更談不上版本選擇，異文校勘。事過二十多年，早已不勝依附。現在從頭動議，也確乎合法當時。
約在2017年10月初，掌管北京十月文藝出書社的韓敬群兄來德律風，言及萬方密斯受權他們出書選集，要我這個老同窗相助推舉能運營此事者。多方查詢拜訪并斟酌，我感到仍是依托北年夜中文系構成團隊為妥。因外埠雖有專門從事曹禺研討，或校勘古代文本有經歷者，但與出書社不在一城，有事不便利會晤磋商。別的團隊成員應相互熟習，且受過類似的學術練習，這般才幹默契。
北年夜中文系古代文學專門研究的退職教員，講授科研很是繁忙。是以我提出由錢理群和方錫德兩位老師長教師領銜。錢教員年高德劭，并寫過有關曹禺的專著《鉅細舞臺之間》；方教員在文獻方面見識精深，功力深摯。詳細任務則由年青一代學者擔當，他們或是我師弟師妹，有的算我先生輩，年夜致1990年月中期至2000年月就讀北年夜中文系，都上過錢、方二師的課。現在分布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金華、武漢等地研討機構，均已是學術中堅。10月28日，各方在出書社聚首商討，重要由兩位教員講話，就總體編輯準繩做了學術闡明。我天然與會，也就以往編纂《廢名集》的甘苦經歷，提了一些提出。
會議停止，我認為本身義務完成。不意回頭就被兩位教員按在原地，不讓脫身。此也無法可想，只好以襄贊軍機的方法介入。錢教員做了總體領導后，“退居二線”，由方教員和我磋商編製，設定任務。而查詢拜訪版本，斷定藍本、通校本和參校本，在此基本上設定編製，前后就破費了一年。我們與十位義務編委的有關電子郵件，總字數到達匪夷所思的十萬以上，此中重要是方教員和我在那兒往復會商和爭辯。
兩位教員年紀已高，錢教員仍著作不輟，方教員則身材欠佳。布局年夜定后，是更年夜的任務量，方教員漸覺難以支持。終于他們磋商均退為學術參謀，這般，“主編”年夜任如緊箍兒回扣到我頭上，無計可逃，不外誰讓我“始作俑”呢？
這項任務極為復雜而煩瑣，現在已忙了五年，而出書社的著作權協定普通五年為期。出書方和萬方密斯大要都不曾料這般費時。天然他們也并未想象，更未請求我們這般做。採集作品，排好順序，“齊清定”交給出書社，本就可以萬事年夜吉，各方輕松。但既然委托我們，所謂知我罪我，那也只能依照我的尺度停止。時程必定這般，無法可想。
因此，我得代表編委全部，表達并非出于客套的謝意。萬方密斯作為曹禺的女令郎，天然關懷本身父親的作品編成什么樣兒。但自從五年前一見之后，除應邀供給資料，接收我們的徵詢、核實外，對選集該若何編，詳細作品若何判定，或當收不妥收，從未發過一言，更別提干預了。這種信賴而矜持的立場，為我們供給了扎實的任務條件。出書社諸同人，則對違反他們普通任務法式的特別方法，好比經過歷程中拔出新發明文章，超越習氣認知的校注量等，也容忍了人力和經濟本錢的啟高。正由于此，我們有了較為傑出的任務周遭的狀況。尤其任務時程，他們本來的感到和我們初始的估計，有著不小的心思間隔。但正由于彼此的將就，才使得選集基礎到達最後的料想。
天然，我更應當感激團隊的伙伴。在現有學術評價體系體例下，投進這般多精神，做如許一件工作，當然對本身學術有著潛伏的助益，但是并無實際的利益。五年來，餐與加入這項任務的編委，都需求年夜幅度調劑自我的計劃。搜索材料、比對版本、校勘異文、撰寫注釋、編排索引，無一不是沉重而煩瑣的事務。我忝居掌管的地位，需求均衡設法、折沖看法、同一尺度，諸公都很給體面。正由于大師默契的相互共同，固然各卷處置個體處罰寸或微有差別，但全書自負仍是有同一的面孔。我們盼望，本選集既能為喜好曹禺者供給充足的作品，也能為專門研究研討者供給靠得住的文本，還能為話劇從業者供給盡能夠豐盛的信息。
需求闡明的是，顛末商討，為同一起見，各卷均只簽名一位作為義務編委。而現實上，經過歷程中任務多有所穿插。編輯的前半程，曾有分卷的年夜幅度調劑，是以良多晚期任務都是你中有我。而最后為均衡各卷篇幅，再度部分調劑，則調劑部門的任務不再移交，以免犯錯。如第七卷義務編委，也擔任第六卷的片子腳本部門。第八到第十卷的調劑成果，前一卷義務編委的任務實籠罩到后一卷開首部門。至于索引，是此三卷編委同一制作的。大師統一團隊一起配合多年，對此均漫不經心。唯在我的角度，需求有所交接。
無疑，本書統一文本上籠罩著多層的校勘，任務量遠不克不及以印刷出的字數來權衡。對于編者，同時對于義務編纂，這不竭疊加的任務均需逐一厘清。而新增文本，調劑順序，更是牽一動員全身。本書多達十一卷，開初由一位義務編纂負項目兼顧之責。多年的一起配合，在我們之間樹立了特別的任務關系，現實上也成為了編者團隊的一員，穿針引線，助益全書編製的履行匪淺。而到付排階段，任務量劇增，又有三位編纂伴侶參加，雖與我們聯絡接觸較少，但校樣往復，其間的細心和耐心也讓我們心存感激。
我們天然還獲得多方伴侶的輔助，此其實無法逐一羅列。常常發明某個線索，就四處打德律風詢查，至多國內外數十個研討機構的伴侶遭到我們打擾。作為與曹禺直接相干的機構，北京國民藝術劇院和中心戲劇學院更是供給了體系的支撐。諸多謝意，只能這般籠統地表達了。
總之，這項任務對各方都是個不測。在我是沒想到要負總責，在萬方密斯是沒想到要這么多年，在出書社是沒想到任務那么煩瑣，在列位編者是沒想到要投進這樣多的精神。于今，《曹禺選集》終極這般浮現，在我們雖已不遺餘力，但存在如許那樣的題目，也自是心知肚明。遺憾當然在所不免，而我們無非是編輯史上的一個環節，盡這代人的義務罷了。后來者必有更完美的任務，唯盼望讀此書者，不吝金玉。或許批駁也應當是本選集編輯的待續部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