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生于北京，光緒六年(1880)考中進士，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職。光緒二十一年(1895)，與康無為、梁啟超級成立“強學會”。光緒二十四年(1898)講座場地，因父（母）喪去職，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在兩湖書院主講史學。此后又歷任安徽提學使、布政使、巡撫等職。宣統二年(1910)，因病去官。沈曾植在政治上屬于洋務派，推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意，在安徽任上時，鼎力興辦實業，開設工場。他支撐康無為變法，但又以為其行事過于保守。清帝退位后，沈曾植以遺平易近自居，居住上海，號其樓為“海日樓”。

沈曾植很早便有從事學術研討的喜好和藉此經世致用的思惟。他早年用力最勤的是關于遼金元史、四裔地輿方面的研討，有《蒙古源流箋證》八卷，《元朝秘史補注》十五卷。他曾和徐同溥輯《漢律輯存》一卷，后又作《〈晉書·刑法志〉補》一卷。沈曾植的詩，被同光派詩人陳衍、王仁堪(教學可莊)、鄭孝胥(蘇堪)等奉為“同光體之魁杰”，有《海日樓詩》二卷，文《海日樓文集》二卷。沈曾植所著“雜說”之屬，有《海日樓札記》二卷、《東軒溫故錄》一卷、《潛究室札記》一卷、《護德瓶齋涉筆》一卷、《寐叟題跋》二集各高低冊。

沈曾植的著作正式刻印出書的少，未加收拾發行者尚多。1947年夏，沈曾植之子沈慈護將所存其父的有關冊本、書札等交與錢仲聯師長教師。“書名單一，或數頁而止，短書雜札，往往書于帳冊之背或雜紙之上，雖標明為書，實不外未經收拾排比之唸書筆記、簡端評識罷了。”(錢仲聯:《沈曾植遺墨選·序》)錢師長教師旅居于海日樓中，按《困學紀聞》、《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的編製加以編次收拾，是為《海日樓札叢》，由中華書局舞蹈場地上海編纂所1962年出書，1998年遼寧教導出書社列進《新世紀萬有文庫》重版。

《海日樓札叢》共八卷，卷一為經學，卷二為史學，卷三為域外史、輿地、姓氏、風氣、目次版本之學;卷四為儒道、政論、法術、醫學;卷五為梵學;卷六為道教、回教、波斯教等;卷七是有關詩、文、詞、舞蹈教室曲、樂律之學;卷八為碑本、字畫之學。該書“雖此屬畸零匯輯之書，未足見寐叟學術之淵博宏大，然未嘗不成窺豹一斑”(錢仲聯:《沈曾植遺墨選·序》)，“我們在這里可以幾多看到沈氏的一些思惟偏向和治學方式，以及這一時代的學風和有關于哲學、汗青、地輿、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一些研討資料。”(錢仲聯:《海日樓札叢·媒介》)

《海日樓札叢》表現出沈曾植深摯的經學功底與獨見。如“比興近易賦近書”條論《詩經》賦比興說:“《詩》之比興，辭近《易》。賦則近于《書》，于《風》偶一見，《雅》則全部相類矣。國史之言，本其所掌，本其所學，認為吟詠，而潔靜精微、疏浚知遠之美，不期而與溫順敦樸之情交發而迭起焉。”這里，沈曾植指出《詩》之比興近于《易》之卦象爻象，賦則近于《書》，有史學存真的意義。沈曾植以為國史在編著《詩經》的經過歷程中，以其所掌所學停止加工，使得《易》之潔靜精微與《書》之疏浚知遠，與《詩》之溫順敦樸之情有彼此發現、助益之功。

《海日樓札叢》講史地部門，每有卓識。如卷二“金史宗浩傳南方兵事”條，王國維在《萌古考》一文中的很多論點，他已言之在先。卷二“撒里部陀括里”條中，他靈敏地認定“陀括里”就是《元史》中的王罕脫斡璘，《秘史》中的脫斡鄰勒。錢仲聯師長教師指出，沈曾植“……考《魏略》的劭提，即《魏書·鮮卑禿發烏孤傳》的壽闐;《魏書·蠕蠕傳》的天山，即畏兀兒祖居和林川的天靈山;《隋書》的獘刺國即布拉特，阿得水即額爾齊斯河的下流，《新唐書》的室韋即索倫;《元史》欽察之地即喀山，會通河在金、元之際平易近間已自開運;指出《水經注》葉榆河的過錯;雷翥海是里海而非鹽海，據道書以參證地志，知D、閩二地各有霍山都稱南岳;都是發後人所未發。”(《海日樓札叢·媒介》)

沈曾植“博于梵學”(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六)，1906年他出游japan(日本)，取得《年夜躲經》所有的，乃專心鉆研梵學，頗有心得。《海日樓札叢》卷五“證不成量”條謂:“《華嚴經》說:‘十地菩薩，一舉足證智好事，九地菩薩所不克不及知。’說者僅以不思議境視之，漫無下1對1教學落，非進理談也。積土成山，積水成川，積巧成神，積善信美年夜而成圣，積信解行證而成佛。同此知見，積之久而慧異。同此功用，積之久而力異。”“十地菩薩”即佛。沈曾植匯通釋、儒，指出成佛極盡艱難之能事，境界分歧，其性命體驗自不雷同，但按部就班，安忍精勤，恒久不息，雖不成佛，也會有“慧異”“力異”的後果。

《海日樓札叢》中有關道教的內在的事務亦有不少，觸及道教史訂正、《道躲》源流、道佛關系及道教與政權的彼此感化等題目。卷六“陶隱居”條說:“張陵之法，擴于葛玄;葛玄之法，裁于宏景。自唐以后，宏景之道年夜行于世，偽鄙之儀，荒謬之說，浸以廢滅。”沈曾植指出自張道陵的五斗米道至陶弘景首創的茅山上清派，道教的平易近間顏色逐步淡化，從而逢迎了士年夜夫階級的精力需求。

沈曾植論詩頗具史家目光，高高在上。《海日樓札叢》卷七“史例治詩詞”說:“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詩，而東坡、山谷、后山之情際，賓主歷然，曠百世若披帷而相見。彼謂詩史，史乎史乎!漚尹侍郎乃今復以此例施之于詞，東坡其乘韋也。”在沈曾植看來，詩詞未嘗不成以史例治之，經由過程對詩詞作系月系日的編纂，可使創作者小我的感情、經過的事況等得以清楚、完全的展示。

沈氏早歲精帖學，后來從包世臣那里悟得筆法，丁壯嗜張裕釗，后由帖進碑，融南北書派為一體，“錯綜變更，發抒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罷了”(王蘧常《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撮要》引金甸丞語)，論藝者許為大師。《海日樓札叢》論字畫部門，頗多精論。例如卷八“論行楷隸篆通變”條說:“楷之活潑，多取于行。篆之活潑，多取于隸。隸者，篆之行也。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認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認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賾。完白(鄧石如)以篆體不備，而博諸碑額瓦當，以盡筆勢，此即噴鼻光(董其昌)、天瓶(張照)、石盦(劉墉)以行作楷之術也。碑額瓦當，可用認為筆法法度，則印篆又何不成用乎?”在沈曾植看來，各類字體如行、楷、草與八分、隸、篆，都有一種相通的精力氣質，可以經由過程協調而變更生新。

沈曾植以乾嘉考證學的治經方式，承續道咸邊境輿地之學，又綜覽百家，試圖經由過程對傳統學術的體系清算，校正史文，闡釋有關人事、地輿、名物和軌制等，以期達于經世致用，這是完整值得確定的。他因考證而求通識，故常能慧眼獨具，作出令人佩服的結論。作為有著多方面學術成績的一代國粹巨匠，沈曾植當遭到更多的追蹤關心與研討。